我国中央、地方事权划分仅在《中央银行法》等个别法律中初露端倪，全景式规范仅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在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国发第85号）第三部分第一段对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予以粗糙的规定。

[8]从1994年起，全国行政机关98%的公务员参加了年度考核。有的国家宪法规定公职人员在法院或法官面前进行宣誓，如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所有法官皆可受理宣誓事宜，但通常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担任总统就职大典的见证人。

（二）宪法教育是公务员普法教育的核心中国从1986年起，开始全民普法教育活动。2006年3月，中共中央专门颁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要求全体干部树立依法执政的理念，使宪法学习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基本生活方式与工作原则。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通过宣誓活动，宣誓者能够认识到：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宪法，而制定宪法的权力来自人民[3]，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人权价值而言，政府永远是手段，不能成为目的。如国家行政学院于2004年通过了《国家行政学院关于在主体培训班加强宪法教育的几项措施》，要求所有的主体班上设置宪法教育的内容。

宣誓一般是在开始执行职务之前或者就职时进行。在现代法治国家，政治家模范遵守宪法的行为实际上是最好的一种宪法宣传与宪法理念的普及。从法律效力上看，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

因此，我们无法让我们的法院去发现或创造宪法。决策性与时效性强的政治性文件中怎么可能解读出需要历史积淀的宪法惯例？通读该文，其更适合定位于政治学习笔记或报告，而不是学术论文。瑞典宪法由《政府组织法》、《王位继承法》与《出版自由法》于同一年制订的3个特别法律文件组成，并在一个共同的标题下组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被认为是基本法并规定了特别修改程序。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较好的区别是：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或更简单些，有宪法典的国家和没有宪法法典的国家。[3]参见喻中：《谈谈我国宪法的实与名》，《观察与思考》2001年第2期。

而这一些基础要素，党章也好，政协章程也好，都不具备。以国外学者的眼光看待中国宪法问题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我国民族从整体上看还是一个宪法意识、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很弱的民族，要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得到遵守任务已经十分艰巨，不需要无中生有、制造更多的宪法渊源。党章，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法院与检察院的政治性优于法律性等等。

但当这样描述时，我们却忽视了宪法性法律这个概念本身是否适宜于讨论我国宪法渊源的问题。在宪法领域，中国面临的首要需求是严格实施宪法，监督宪法实施，其次是进行宪法解释和必要时修改宪法。当美国成文宪法文化来势汹汹，英国在被质疑没有宪法时，一批英国宪法学家纷纷著书立说，为英国宪法正名，戴雪被认为是不成文宪法概念的重要倡导者。需注意的是，布赖斯的成文与不成文分类与传统的Written and Unwritten是不同的，但是国内中文翻译时，一般将两者都译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

在不成文宪法国家中，为了将宪法与其他法律相区别，人们在议会制定的法律体系中区分了宪法性法律与普通法律。我国有学者就认为党的章程属于自制规章，并指出：现在尽管我们有‘党规党法这样的提法，但是这样的提法严格从法治的理念来讲是不合适的。

在我国，刑法、民法、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都属基本法律。据我国宪法所设定的权力配置框架，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权力机关，其地位高于同级其他国家机关，并将立法权分配至中央和地方各级有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从50多年的历史来看，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制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民主不假，但怎么可能不是法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学者指出宪法典或宪法性法律是宪法的存在形式[37]，这一提法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典是宪法的存在形式。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与检察院的政治性优于、先于、高于法律性，那么，我国《宪法》第126条与131条所设定的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检察权的成文宪法是不是就可以被惯例超越了？还有学者根据我们国家几代领导人领导体制演变的历史，提出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国家主席制已是我国的宪法惯例。宪法性法律 宪法渊源是体现宪法效力的外在存在形式。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众所周知，有宪法典的国家，宪法典作为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主体、任何行为都必须服从宪法典，不得与宪法典相抵触。[10]英、美两国的宪法范式是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这一传统宪法分类的区分标准，即一般是以有无法典化的宪法为区分标准。

如果宪法性法律是宪法渊源，那还是同一个问题，它到底是宪法还是法律？在目前我国宪法典体系下，这是一个逻辑上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的概念。这些结论都脱离了中国真实的宪法渊源，带有过多用外国学者的思维想中国宪法现实之当然的色彩。

随着调整社会关系手段与方法的提高，自发式、主动性的宪法调整已成为现今宪法发展的主要方式。自制规章是一个庞大的存在，至少在我国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渊源。

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一般认为肇始于美国1787《宪法》，因此，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分也是在此后才产生的。因此，他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宪法可以定义为普通法宪法与制定法宪法。[21]首先，党的政治报告也好，国家机关的例行工作报告也罢，其侧重的是总结性与政策性内容，有适用上的时效性。有学者将基本法以小宪法替宪法性法律，[41]存在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35]宪法性法律是法律而不是宪法，它们与其它法律一样都是对宪法的‘规则化，但又与其它法律明显不同……宪法性法律是‘宪法法，是‘国家法，是‘权力法和‘权利法。上述几种涉及宪法惯例的观点明显偏离了宪法基准。

现代法律中，习惯是指在特定区域被长期公认并已经获得法律效力的专门规则，它不同于该领域的一般的普通法，但又不与之冲突[23]。党章所涉及内容虽然间接上会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宪法实践的走向，但从直接言，其内容无关国家的根本制度与根本原则。

这一切被该学者称为活的宪法。[35]刘作翔、马岭：《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发布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一些典型案例虽然对各级法院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也仅仅是指导，而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其次，惯例是一个充满浓厚历史感的术语，首先得有时间上的积累与沉淀。有学者从现实宪法的角度指出，我国成文宪法外的宪法规则包括(1)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所做的一些重要决定阐述的有关政策、方针和规定的有关制度。这是中国宪法典第5条中所明确了的。

就所规定的内容言，宪法所规定的内容是涉及国家与公民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关系，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原则，需要国家机关与全体公民都遵守。[18]以不成文宪法为题名，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至2009年），共有8篇论文，其中7篇都是论及英国的不成文宪法。

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中国的宪法渊源，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修正案，其余行为规范尚难说具有宪法的效力。

此思路的展开进程可概括如下：西方特定政治历史条件中产生的‘人权、‘宪政和‘法治……被构建为一种‘文明的政治秩序，从而被赋予了普适主义的正当性和规范性。从修改程序上看，有较为严格的修改程序。